一 早年,有许多人以养比特犬斗狗赌博为生。 斗狗场里待着最穷的人,也有最富的人,穷人想靠斗狗发财赚钱,富人则到斗狗场玩乐找刺激。刘勇有两个朋友,一个叫雷刚,一个叫孟小洪。我认识了刘勇,也就认识了雷刚和孟小洪。我与他们年纪相仿,二十上下,未成家,也未立业。雷刚、孟小洪家里比刘勇家富裕,不过,他们都不如刘勇懂斗狗。 三人常约我去看斗狗。 某次,一场赌注超过百万的斗狗活动在一片河道纵横的密林里举
一 他们落难了。 我的外祖母只告诉我这一句话。至于他们因何落难,外祖母只字不提,她说我太小了,不要多问大人的事。 我不知道他们逃离家乡,为什么就要住进我们家里,确切地说,住进我外祖母的家里。 外祖母寡居,她有三个出色的儿子,都在外面。我的父母也因为生意上的事,不便带着我,于是,我就在外祖母家住了下来,她照顾我,我陪伴她。 外祖母信佛,是个虽外行但十足虔诚的佛教徒。她会念经,《般若波罗蜜多
1 我呆坐在房间里,所有声音都被凝固了一样无声无息,窗外的远处正有银白色的高铁从高架桥上开过去。似乎听到唰的一声,就不见了。时间一直在被重新定义。这时,我的手机亮了一下,蹦出一个窗口。 钟百山发来一张照片,他在微信里说:“看看这东西,表情像谁?” 那是一只老鳖,昂着头,侧着脸。只看一眼,就让我的心里一惊,太像了。这个事儿,我不能承认。 是的,这只老鳖很像我的祖父,特别是那眼神,还有那老鳖脸
告别厅约有200平米,算第二大,最大的建成后还没用过。李松的爸爸静躺在瞻仰棺中,口目紧闭,妆感自然。棺身覆盖党旗,脚下百合与康乃馨堆积,没有造型,花与叶硬压着,谁也抬不起头。花圈缩在左右墙壁旁,互相拦住肩膀,偏有三个挤出全身,标着挽联。李松与家人坐在棺旁,手臂绞在一起。我们鞠躬后逆时针向南,路过半人高的遗像,与他们逐个握手。李松的眼泪如矿泉水广告,溢涌而出。来吊唁的人不多,我找机会把现金塞他兜里,
又下起了暴雨。 下午天气就一直闷闷的,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只是一点微风,闷热的天有了些许凉意。我提早关了办公室的空调,从储物柜里拿出雨衣,犹豫了一下,又放了回去。天已经暗了,有星星点点的雨飘了过来。停车场没剩几辆车,天气预报下午有暴雨,老师们上完课基本就回去了。校门口的保安冲我点了点头,说今天车不好开。我笑了一下,说,不是今天,是每天都不好开。 刚开出校门,几道闪电晃了下眼,狂风吹了起来,片刻
电话那头,小姑只是笑,欲言又止,好一会儿,她才打住,声音低低的。“我跟你讲呐,难为情……昨儿肚子痛,躺一天。邻居见我面色不好,硬要送我去诊所,我哪好意思说,我是……来那个了呀。”她的声音越说越小,直至微弱。我能想象她低头用电话线绕手指的娇羞。 “阿姑,过了年你四十八岁了耶,直接说月经、大姨妈、例假、好朋友就行。我的学生,初中生,出操跑步时都很大声、很大方请假的啦。” 小姑是爸爸最小的妹妹,与我
托马斯今天就要去英国,天一亮,我就起床了。我到浴室里刷牙,那里没有镜子,但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一夜没睡,眼圈肯定黑了,脸上也会增加一些细纹,法令纹会更深。我把牙膏沫吐在水池里,拧开水龙头冲洗水池,又接了些水擦了擦脸。然后我又回到了卧室,平静地坐在床边梳头。 曙光从窗外透进来,把墙角照亮了一小块,那儿有我自己的一只小行李箱。我的目光停在上面,看着箱子背后黑色的阴影,那还有几张旧报纸,刊载着有关战争
萨亚迪安的意识是在那一天发生变化的——那是1912年,他十一岁的夏天,自由世界的一个个碎片在他眼前延展开。而1975年在加州,一颗子弹穿过他头颅前,六十多年前那个夏日又无比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这个处在评论家称之为“纯粹阶段”的艺术家(他对此多么不屑)在终了之前,扣下扳机瞬间,他敏锐的神经已感觉到空气轻微波动,子弹摩擦枪膛,改变着温度,摩擦产生火光——这一切如此细微,却被感官扩大。早在那个夏日,他的
一 山坳 一只雄性藏羚羊 升起 躯干裹着血肉 一座移动的佛塔! 毛皮缨络装饰塔身 颈项细圆,逐步收拢,相轮托举相轮 头颅是温热的华盖,智慧寂静地拂动 蓝夜雪山金月,褐色羚角,侧看重叠 正是指向高天的宝瓶 暗如藏银的山坳还在分娩: 一只,一只,一只,又一只雄性藏羚羊升起 一条移动的塔的脊岭 羚角错动,裁剪着雾,风的丝缕 烟岚像哈达飘远 二 雄羚顶开梦的栅栏
第一个找到雪的人 灰瓦的乌云堆满天空,寂静中 潜藏着某种凛冽的呼吸 上苍正在造化形象,我们负责找到它 直到大雪突然落在身上 到处是起伏的山丘,和堆满货物的码头 白帐篷遮得严实 树木突然生出禅让之意 叶子提前空出了枝条。大风破门而入 没有找到想见的人 又折身跑了出去。它要找的人 正独自穿过这场大雪 脸颊因喜悦开出鲜红的花朵 他也是第一个找到这场大雪的人 双脚深陷雪中 他
忽忆远方良朋 ——读韦应物《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 平山之上的丘丹 不知道有没有打一个 响亮的喷嚏 和收到韦应物别样的“信函” 如此寒凉之夜 因为忽忆远方良朋,从而结满了 咏叹与惊奇的浓霜 令脚步变得踉踉跄跄 毕竟不是闺阁之诗和风月之叹 此时,应该说 缠绵很轻,思念却重 惟有这种意境和浅浅着墨 才能令深山的松子动容 瞧瞧寂静的空山吧 松子从高处一下又一下敲击大地 像
1 入口处,竖排的木条上仿佛一道又一道栅栏 我数了数,一共6行,整整23块 排列着抗战以来的重大事件 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9月5日 从“九一八”事变到宋殿受降 黑色木条上的字醒目、整饬、平静 但我知道,跨过这些木条栅栏 中国人,经历了漫长的14年,付出了3500 万血肉之躯 2 每一块木条,都像一道封锁线,一道枕木 木条和木条之间,是深深的壕堑 而木条背面,
三江口:1937年8月的指针 那年夏天的蝉鸣和三江口的涌浪 一起被空袭,东海的天幕上被划下一道伤口。 幸存者王彩娣回忆:“日军轰炸后, 街上全是尸体,我父亲被炸断了一条腿。” 灵桥的钢骨在燃烧中弯曲成问号, 断裂的声音里,有母亲用身体丈量的弧度。 药行街的百子柜倾覆时,当归与血竭 在火中相拥,成为最苦涩的配方。 老中医用银针缝合孩子的伤口,却发现 整座城都在渗血,那些没来得及收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燃起的那场火 一直烧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窒息的历史,耻辱的日子,伴着 破碎的山河,损毁的家园,逝去的生命 无数名字随着十四年战火远去 有纪念碑上的将军,历史书中的士兵 也有更多不知姓名的普通百姓 那是1936年8月2日的黑龙江珠河小北门 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 岁!”的女子 那是最后的赵一曼,严守党的秘密的共产党人 那是1940年2月
她的表情如严冬般坚硬 手上一大串钥匙晃动 响起彻骨的寒意 仿佛她不是导游,而是看守 她打开一扇又一扇门 领我进入以前的囚室、刑场 看不到躲闪而流血的肉体 听不见恐惧而隐忍的呼号 仍可想象信仰被拷打的震颤 踩在有些锈蚀的铁箅子上 低头是地牢的光挣扎而出 我担心突然跌落下去 如此需要释放,需要救赎 面对比死更冷的历史 我却要告诫自己放弃仇恨 疾步到没有高墙的天空下 我期
清晨,沿着湖畔入镇 波光点点,内心的涟漪 迎着光, 金仙寺挑起檐角 (一座寺院,曾是三北游击司令部 烛光,照亮佛像,也曾照亮一群人) 黎明被赋予太多暗喻 ——当年溅落白湖的鲜血已化作红莲 五马墙头上百年了, 斑驳的墙上,曾经擦过弹痕 而今写满年轻人的表白 现在,古镇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 发出的声音也是新的 洪魏古村 黄昏,洪魏古村还有炊烟升起 农夫担着果子,回家的步
无数次经过你,年轻的生命 为浙东、三北大地的奔波、辛劳 不屈与抗争,喷溅的鲜血 如夜空中的繁星 高大丹桂伫立于墓地 这么多年,唯它静默如火焰 忠诚庇护着你 如此炽烈的信仰和青春 是的。1945年盛夏某夜 慈溪浒山北门城外,大塘河畔 你的高声疾呼,以及那瞬间的消逝 80年后的我们听到了 白云悲痛,流水呜咽 尘世虚弱而伟大。倘若有重生—— “海上门户”古窑浦 水蜜桃丰收了
一 “咚咚咚”,碎石机尖锐的钢牙不停地咀嚼着矿石;“哗哗哗”,石碾机不知疲倦地旋转;“咔咔咔”,一块块砖坯从压模机中不断吐出……机器的轰鸣声和工厂各种各样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密集的声音,它们如同一群无形的魔兽,不停地撕咬着我的神经。 这是我记忆中的陶瓷厂片段。 1990年12月的一天,我顺利地通过了招工考试,进入了县国营陶瓷厂。在综合办,一脸冷漠的工作人员递过来一张招工表,
1 好消息是你还能写;坏消息是,你坐到桌前开始觉得“没意思”。当这条路上的人烟越来越稀少,周围人在工作、恋爱、结婚、争吵,而你剩下一个平静,也就剩一个平静,甚而在写这句话时,你已失去了它。林海音写“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了”,对你来说,童年到青春期的过渡无知无觉,站在急流中怎可能去回顾和感受些什么,只有到了前两年由少年而转为青年的岔口上,才有这种体会。也许不是岔口,所有人都必须走完这段
庞余亮的三本书 2019年7月,庞余亮签赠了3本书给我。 长篇小说《有的人》,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诗集《报母亲大人书》。 余亮在长篇小说《有的人》后记的最后一句说:“有的人,只是所有命运和命运交叉点上的一枚小纽扣。”在诗集《报母亲大人书》的后记里说:“我所认为的好诗歌,就是那针线,就是那针眼,密密麻麻,永远不能偿还……我所认为的好诗歌,就是母亲留在糯米团上的指纹。那石臼嘴巴中的糯米,被搕
遇见 五六个钟头的车程似乎有点远。先看到的是冠以“中国青瓷小镇”的部落。其实,还可以叫它国营瓷厂旧址。叫青瓷创意园似乎也不错,因为这个旧厂区的起死回生,就源于一个创意。这个创意,来自一个人的头脑,此人便是季建真。可以称他季老师,毕业于浙师大美术系,曾在教育系统工作。又像个商人,参与了一个啤酒品牌“红石梁”的运营,使其成为颇具价值的品牌。就是他,某日,看到了三根烟囱,几排旧厂房,经过一番折腾,点铁
1975年,我没有“上山下乡”,而是有幸当了兵。去了部队才知道,我当的是“工兵”,也就是基建工程兵,平时不扛枪,而是扛榔头。部队驻扎在雪域高原上,年复一年地修建一条“天路”。我戏称自己是穿军装的“上山知青”。当个修路兵虽然很艰苦,但我有居民户口“这碗酒”垫底,再苦再累眼前还是亮堂的,因为服完役回乡是能得到安置的。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有一份固定工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有只铁饭碗端着,心里踏实,眼神就不
1 闲暇时,村里总会围成好几堆人,一堆是老胡高声讲时事新闻,一堆是阿翠外婆声情并茂讲邻里八卦,一堆是老腔拉着不着调的二胡。还有不定期出现的不同主题的“人堆”。我有时候就穿梭在这些“人堆”间,听着形形色色的各异故事。这些“人堆”构成了我最初的社会启蒙。 这一天,大家围着老文爷。老文爷年过九旬,老式读书人,长脸秃头,白色长须,古铜肤色,表情古板。 老文爷指着东南方的天,说,八十三年前,下午我一觉
1 奶奶的牙掉了。 这是一夜之间的事。 本来还有三四颗黄牙,为奶奶撑着一方天地。那个清凉的早晨,嘭的一声,一只红皮球闯了进来。奶奶对着皮球后面的小男孩哈哈大笑,突然间猛地闭上了嘴。 “太——奶奶。”这个四五岁的小孩盯着奶奶的脸,看了好久,怯生生地在平日里的称呼上加了一个字。 奶奶把嘴捂得紧紧的。 那一缕晨风,在奶奶口中那片空阔的场地上自由地跑了一圈后,被断然锁住了腿。奶奶把整张床翻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