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建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体两面、前后相续的伟大史诗,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与内在统一性。深入理解其意义,不能仅停留在军事胜利与政权更迭的表层,而应从民族精神重塑、政治力量重组与国际地位重构三个维度,揭示其作为现代中国诞生的决定性环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首先,抗战在民族精神淬炼与现代国家认同方面起到了奠基作用。抗日战争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族战争。它超越了旧式王朝更替或军阀混战的局限,将整
明清时期是中国治黄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期间,蔺芳、刘东星、孙嘉淦、兰第锡、康基田、乔松年等一批山西籍人士,在继元代贾鲁治河的辉煌之后,再次取得了卓越的治黄成就。他们改进、完善并发展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河理论和技术,在中国治黄的历史伟业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山西浑源人栗毓美,生前曾任清代道光年间河东河道总督,死后被百姓奉为“河神”,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又字友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地方组织之一,其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广泛传播和青年革命运动的兴起。1921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山西籍进步青年高君宇(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回到太原,联络王振翼、贺昌等先进分子,秘密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为活动基地,通过创办《平民周刊》、组织读书会等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学生和工人。当年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太行抗日根据地是晋冀鲁豫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及一二九师师部曾驻扎于此。八路军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我党行之有效的宣传动员。在这之中,为数众多、极为醒目的标语在我党政治、军事以及生产动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 标语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根据地内各阶级衷心拥护党的领导中,发挥了极为显著的作用。 早在1937年10月,周恩来和刘
版画又称为“复数艺术”或“间接艺术”,它是中国传统美术与雕版印刷术相结合的产物,同时融合了近现代欧美及日本的版画工艺。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新兴木刻版画艺术曾为中国革命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特别是在烽火连天的全面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木刻版画艺术在抗战宣传与精神凝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兴木刻版画艺术的兴起与发展 新兴木刻版画艺术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彼时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西学东渐不断深入,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横河镇地处晋豫两省交界处,被云蒙山、鳌背山、析城山、小尖山四座大山环绕。抗战时期,这里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8年2月下旬,河南省焦作、新乡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主任朱瑞、副主任唐天际,率领联络处工作人员,与冀鲁豫省工委的聂真、薛迅等人一同从焦作转移至山西晋城,与先期抵达的方升普、高锦民等人会合,随后开赴阳城县。朱瑞一行人抵达阳城后,来不及休
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对共产党的防范力度不断加大。为应对阎锡山“防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建立革命武装成为当务之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在黄河沿岸各县组建地下游击队。 1944年1月,永和县地下游击队正式成立,由郝恩担任负责人。该游击队初期力量薄弱,行动亦极为隐蔽,主要配合石楼游击队开展斗争。同年1月14日,永和县地下游击队的贺凤才、贺凤元等人,协同石楼县马家庄游击队突袭了石楼县呼延山村公所,击毙伪村主任
保存于夏县司马光墓文物保护所的《侍御张君墓志铭》石刻,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立石,是迄今为止夏县发现的形制最大的墓志铭。2010年,夏县胡张乡如意下晁村村民冬浇小麦时,村内一墓葬因遭水浸泡发生坍塌。次年清明节后,张氏后裔上坟祭祖时发现祖坟塌陷形成一坑,坑内有一块规整的方形刻石,遂向县级文物管理部门报告。2011年6月21日,该墓志铭被移交至司马光墓文物保护所保存。 此墓志铭为青石质地,呈方形
在三晋革命文献馆中,收藏有几份珍贵的《晋察冀日报》样报。这些实物藏品,为考证《抗敌报》(1940年11月更名为《晋察冀日报》)的出版期数、《海燕》副刊的出版情况提供了新的线索。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亦称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曾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日报》诞生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伴随晋察冀边区的发展
据中华书局2000年版《大同市志》记载,1935年1月创刊的《同钟》杂志,翻开了大同市新闻报刊出版发行事业的篇章。该杂志由山西省立大同中学校长常嗣明主持成立的同钟杂志社出版,以“发抒意见、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促进文化”为宗旨,公开对外发行。刊物为十六开月刊,每期50页至60页,共出版2卷6期,1936年停刊,1937年5月1日复刊,后因卢沟桥事变被迫停刊。 《晋北画报》首开大同新闻出版业先河
1995年秋,笔者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办公室见到一幅《辛夷图》,作者是史秉有先生。画中冰清玉洁的花朵、摇曳生姿的枝干,让整个办公室都熠熠生辉。1997年校园文化节之后,山西大学邀请退休老教授们重返讲台、发挥余热,笔者有幸报名聆听了史秉有先生主讲的工笔画入门课。他发给大家的第一张线稿就是辛夷。可惜笔者当时忙于学生工作,在学校的安排下为韩国留学生带中文课,时间正好冲突,未能坚持学完这门课程。 当时只道是
明清时期,晋商跻身全国十大商帮之首,经营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江南北,更远及蒙古、俄罗斯、西欧及阿拉伯地区,称雄商界近400年,被后世学者誉为“东方的威尼斯商人”,缔造了中国商界的传奇。身股制作为晋商在激励机制上的突破性创新,堪称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雏形,在票号的运营管理与规模扩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晋商身股制产生的背景 (一)制度基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明清时期,早期山西商人多采用自筹资金、
明长城大同镇的左卫城,遗址位于山西省左云县城内。“左云”这一地名颇有来历,其历史渊源折射出明清两朝对该区域的治理态度与重视程度。如今的左卫城遗址及周边区域,除长城遗址外,还留存着不少珍贵的历史遗存。在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左云县的区域经济发展亦取得了颇为亮眼的成绩。 军事建制的历史脉络 明朝建立初期,北方边境面临蒙古残余势力的威胁,大同周边地区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为加强对该区域的军事管控,
教科书是一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中国近代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国文教科书,始于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当时,这套教科书的编写者多为教育界、文化界的翘楚,如蒋维乔、庄俞、张元济、王云五等人。入选课文一方面反映了编者的视野与判断,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课文所涉人、事、物在中国社会的文化影响力;反之,相关人、事、物一旦入选教科书,又会借助教育的传播力进一步强化其社会影响力。通览晚清
张之洞时期令德书院的教学管理 光绪九年(1883年),时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创立令德书院之初,便对书院的学风有着清晰要求:“务须体用兼勖,由浅及深,尤须严守规矩,禁绝嗜好,不准丝毫沾染恶习。”在招生与教学方面,他要求“选通省高才生入堂肄业,治经史古学”。从《令德堂章程》中可见,令德书院学生的学习内容“或经,或史,或《文选》,或《皇朝经世文编》”,其核心仍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即便是当时仍属经世著作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晋庙铺镇天井关村历史悠久,秦以前俗称天门,西汉时正式设置天井关(兼具军事戍守与交通要道功能),唐时改称太行关,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更名雄定关,金哀宗正大六年(1229年)复名天井关,元代曾改称平阳关,明清时期复名天井关。 天井关雄踞太行山南端,当晋豫往来要冲,左临丹河,右傍沁河,背负三晋,俯瞰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四面深壑,仅有一途独通,地势极为险要,为太行八陉
在今山西省永济市城东街道南郭村,存有一通巨型石碑,正式名称为“故宋乐安郡侯孙公神道”碑,俗称“孙继邺神道”碑。此碑因兼具“宋文、元书、功业显”的独特价值,被后世誉为“三绝碑”。 碑石沧桑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临晋县志》卷六记载:“孙都尉墓,在县南六十里南郭村。古碑云:‘名继邺,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骑都尉。’”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虞乡县志》卷一记载:“宋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骑都
“通饬”即通令,指将同一命令发送至所属各地。在古代,上级政府为确保政令广泛传播并有效执行,常将通饬类行政命令抄录铭刻于石碑上,在公众场所公开展示。盂县坡头泰山庙现存清道光三年(1823年)十二月刻立的“山西布政使通饬抄录”碑,记录了当时发生在盂县、惊动全省的“放谷涉讼案”。 按照《大清律例》,地方粮库“准于青黄不接之时,存七粜三以济民食”,即地方粮库可拿出30%的存粮接济饥民,灾民秋后粮食收获后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内,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前827年—前782年)。其四周古城墙雄伟方正,巍然耸立,为明朝初年遗存;城内古县衙、城隍庙、日昇昌票号及清代民居等古建筑遗存丰富。平遥古城也因此被誉为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更是全国仅有的两座以整座古城申报并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之一。 平遥县衙坐落于平遥古城西南方的衙门街,始建于北魏时期,现存建筑主体定型于元、明、清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