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先秦两汉至中古以前的《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辞书,以及东汉以后的注疏家在动植物分类命名方面均表现出一以贯之的科学理据与术语学价值。文章结合诸多实例,从唯物与辩证思想、雅正与俚俗观念、音义联想与类推三个层面,尝试综述中国古代在动植物命名理据上的基本特征,包括义素概念划分的多样化标准、用汉语记录非汉语成分、音义关联和形义关联等。
摘要 文章以跨地域、跨时代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情态义“定当”的使用情况,研究社区词的语言问题,并思考全球华语的词汇问题。“定当”是香港中文的词语,属于边缘社区词。香港中文的“定当”传承自20世纪初现代汉语的用法,而20世纪的用法,可追溯到古汉语的源头。通过研究边缘社区词,可加深我们对全球华语复杂性的认识,也可窥探语言接触的情况,以较为宏观的视野了解全球华语的发展,有助于建构大华语词汇理论。
摘 要 近年来,内地与港澳文化交流不断加强,部分内地教材和辞书转化为港澳版出版物,以满足当地需求。这项工作并非单纯的“简转繁”,它涉及语言文字政策、汉字学、中文信息处理和社会语言生活实际等多个方面。文章首先简要介绍内地与港澳教育领域遵从的字形规范和执行情况;继而从出版应用的角度,对比分析港澳字形和内地用字字形的异同;之后从字符编码、字体依赖、字符映射等方面阐述字形转换的基本原理、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最后从社会语言生活实际的角度,探讨港澳版辞书编修过程中遇到的若干典型问题。
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的快速发展,经典理论文本的数字化重构与创新应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大辞典》为研究对象,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大辞典》编纂出版的时代价值。从技术赋能的语义解析与智能问答系统、知识图谱与理论体系可视化、多模态生成与传播破圈三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大辞典》在AIGC技术赋能下的实践创新。进一步从AIGC重塑辞书编纂的底层逻辑的角度,展望了AIGC有望成为辞书智能化、大众化、国际化的核心引擎这一前景。旨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数智时代的活态化传承与全球化传播,为人工智能技术在辞书出版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摘要《清文汇书》是清代雍正年间由汉军旗人编撰的首部重要满汉音序词典,其编纂特征与清前期的民族语言政策形成深度互动。基于文本分析与历史语境考察可见,该词典通过音序检索、多义项设置与词条系统的创新性组织,不仅回应了清廷“规范国语”、强化认同的政策诉求,更在实践层面系统整合了满、汉、蒙、藏等多元文化知识。《清文汇书》已超越传统语言工具的范畴,成为旗人群体知识建构与文化融合的重要媒介,有力推动清代“多元一体”统治秩序在语言文化层面的具体落实。此个案为理解辞书编纂、语言政策与多民族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机制提供了典型样本,对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语言文化研究具有历史参照价值。
摘要 “历史上欧洲人的汉语语法研究” 丛书收录的五本著作,以外国人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汉语语法。文章用实例分析对这些著作及其翻译版本进行评价,指出该丛书的出版从不同角度为汉语语法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摘要 晚清时期近代中外交流方兴未艾,从来华人士所著词典可窥一二。《清朝后期来华人士所编词典之研究》网罗当时的黼黻佳作,从收词、例证、翻译等多角度入手,析毫剖厘,深入浅出,于研究近代中外辞书史大有裨益。
摘 要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处置标记的接触性变异主要有对汉语处置标记的语法借用和语法复制两种类型。在语法借用方面,受汉语普通话及方言的强辐射影响,我国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语言广泛借用“把”“将”“拿”“分”等处置标记。其中“把”的借用最为普遍,可适用于广义、狭义及致使义处置式,在部分语言中还演化出受事标记功能,但借用存在系属分布与标记类型的不平衡性。语法复制则表现为汉藏语系黎语、小陂流苗语等个别语言借助固有持拿义词汇,复制汉语处置标记的语法化路径,形成全新处置式。这些变异现象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例证。
摘 要 “X 命” 词群是指由表生命义的语素 “命” 与其他语素构成的一个词群, 该词群具有表示 “尽最大的力量或程度到达极点” 的共性词义, 并且都能处于状语位置, 表示动作行为产生者在力度或精力等方面达到极量之义。“X 命” 词群在语义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生命度辖域、动作情状凸显度、事件情感敏感倾向等方面。影响 “X 命” 词群极量义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其所修饰的动词语义变化, “X 命” 的状位功能主要是连动式的语法化。
摘 要 北方官话中普遍存在“提溜 dī·liu”一词,与单音节动词“提 tí”语音形式不同,一般只用于口语中。文章认为“提溜 dī·liu”由“滴溜”演变而来,是入声舒化音变和语义透明化要求下词形分化的结果。单音节动词“提 tí”与“提~溜;~防 dī”不同源,同音的“提~溜 dī”和“提~防 dī”也不同源。
摘要 文章考察了晋北方言词法重叠的评价性形态,指出晋北方言的词法重叠几乎都是指示人与世界的关系,表明人对事物、性状、行为及量的看法和评价,重叠后的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拟声词,表现出的评价性形态的功能也比较齐全,有指小、增量,也有喜爱、厌恶等。总的来说,晋北方言是主观性凸显的语言。
摘 要 云南地名用字“溯”广泛分布于大理、楚雄等地,其“堤坝”义与《说文》所载“无舟渡河”本义无涉,实为“堋”(义为“堤坝”)形旁的混用形式。文章通过梳理碑刻、方志及方言材料,结合白语与汉语的音义对应关系,论证了“溯”源自“堋”,《汉语大字典》等权威辞书应修订和完善相关条目,以厘清语义源流。该研究对地名文化保护及汉语俗字研究具有双重意义。
摘 要 史书尤其是历朝正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及语料价值,是研究各历史时期语言的重要资料,不仅有助于推进对史书原文原义的深入理解,亦有益于《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重要辞书中相关词条的修订补苴工作。《史记·佞幸列传》中“宠最过庸乃不甚笃”当断读为“宠取过庸,乃不甚笃”,其中“最”“取”或因形近而误,或“取”字因涉上文“宠”字而增“宀”旁误为“最(竅)”,“宠取过庸”指受宠、受惠超过平常人,“宠取”可补入相关辞书词条;《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刑敝”之“刑”当读为“抚”,与“敝”皆有“损耗”“败散”一类意义,两者同义相复,先秦两汉典籍中习见“玩敝”“抗弊”“抗敝”“刑弊”等,常用以状摹事物破败、消损之貌,且可引申形容民力不足、生计疲敝;《宋史·张齐贤传》中“远戍西鄙亦非便,计遂寝”当改断读为“远戍西鄙亦非便计,遂寝”,“便计”一词在史书及其他传世文献中习见,指有利的、安全的计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