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互联网深度嵌入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网络文化建设日益成为宣传思想工作、文化发展战略与网络综合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既有研究多侧重其价值目标与实践路径,较少关注政策任务如何进入政策体系及其功能发生何种变化。在国家治理能力的理论视野下,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工具,考察新时代以来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和网络剧领域相关政策的演进过程及其制度逻辑可以发现,网络文化建设先后形成以风险规制为主的“管网”、以生态治理为主的“治网”和以激发文化活力为主的“用网”三种取向,呈现出层叠式政策演进特征。数字文化领域的国家治理能力也在风险处置和秩序维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至主体协调、资源组织与社会文化创新创造能力激活。
内容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方式,也促使传统认识论面对新的理论挑战。长期以来,知识理论主要围绕“知识是什么”“人如何知道”以及“何种条件下知识能够成立”等问题展开,并普遍以具有理解能力、意向性和责任意识的人类主体作为知识的中心。随着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参与知识生成、科学发现和社会决策,知识主体逐渐由单一的人类个体扩展为由人类、算法、数据和计算基础设施共同构成的人机协同认知系统。在回顾知识的发展脉络,梳理诸多理论对人工智能知识问题的启示,分析人工智能在生成性、理解力、主体性和具身经验等方面与人类知识之间的根本差异的基础上,研究进一步提出,人工智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异质知识主体”,其知识生产建立于统计学习、概率推断和计算表征之上,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具身经验的知识形态。然而,这种知识仍然缺乏人类主体所具有的情境性和认知责任,因此其生成内容仍需依赖人类的解释判断和伦理义务才能真正转化为具有社会意义的知识。人工智能时代并未终结人类知识主体,而是推动知识体系进入人机协同演化的新阶段,这也要求认识论重新界定知识主体与知识的关系。
内容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虚假信息已成为人机交互场景中的重要风险,但用户应对AI虚假信息验证策略的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仍有待探究。基于虚假信息识别与应对模型(MRRM),本研究采用2(AI误导性解释:存在vs.不存在)×2(AI准确性预警:存在vs.不存在)×2(提示素养干预:主动vs.被动)的在线人机交互实验设计,系统考察三类因素对用户AI虚假信息验证意图的影响。本研究表明,三类因素对用户验证意图的影响路径存在明显分化:AI误导性解释会抑制用户的验证意愿,而AI准确性预警与主动提示素养干预均能有效促进验证意图。准确性驱动怀疑是促进用户验证意图的关键心理机制,但其作用方式随验证意图的特征差异产生分化。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人机交互虚假信息分层验证意图模型,将用户对AI虚假信息的验证分为高低两个层级。低门槛的外部信息验证以动机驱动为主,高门槛的迭代提示验证则同时依赖怀疑动机与交互能力。由此发展出的干预策略也形成分层适配关系:准确性预警侧重基础动机激活,提示素养干预兼具动机激发与能力赋能的双重效能。
[《问道·中国出版学建设》专栏编者按] 数智潮涌,出版业态迭代新生;文脉绵延,学科建构重任在肩。构建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回应时代变革的学术使命,亦是赋能出版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 本刊依托全国13家出版专博培养单位,开设《问道·中国出版学建设》专栏。专栏以“问道学科前沿,共筑自主体系”为初心,每期由一家出版专博培养单位领衔策划,结合单位学科特色与重点研究方向,探讨数智背景下我国出版学自主
内容摘要:开放科学运动的持续推进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商业学术出版对知识内容的独占,然而国际头部出版商正借助AI技术布局,在更隐蔽的层面对开放科学的知识公共性构成威胁。从平台资本主义与数字基础设施理论出发,从知识交付形态、结构控制机制、AI系统角色三个维度,对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旗下四款核心AI产品开展多案例比较研究,可在两种理想型之间识别出检索增强型、图式建构型与混合型三种模式。这些产品通过数据层封闭边界与认知层框架锁定,配合工具层付费门槛,形成不依赖传统内容封闭、在技术赋能表象下持续强化的“认知基础设施垄断”。这表明以数据开放为核心的开放科学运动不足以消解工具层与认知层的锁定效应,开放科学的治理边界应从文献可及性延伸至知识组织工具的可及性与用户认知框架的自主形成。
内容摘要:大学出版社科技出版业务正面临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与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双重历史机遇。在全球性挑战日益复杂、学科边界持续重塑的背景下,“交叉、跨界与融合”不仅是出版理念的更新,更是驱动大学出版社科技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在厘清“交叉”“跨界”“融合”三个核心概念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其驱动科技出版创新的动力逻辑,构建从学科知识互动到系统性创新涌现的动力机制框架,提出依托高校学科集群优势的选题创新路径、校企协同重塑知识链条的领域跨界路径、数智化转型催生出版新业态的深度融合路径,以及面向全球的国际合作路径,同时客观审视现实推进中存在的跨学科选题评审壁垒、版权风险、权责矛盾与资金成本压力等挑战,旨在为大学出版社科技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并为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人才培养贡献出版力量。
内容摘要:爱森斯坦提出“印刷革命”,她主张印刷术引发深远的文化和社会影响,是西方早期近代历史的变革动因。她的观点引起诸多争议,尤其是来自英国科学史、文化史学家阿德里安·约翰斯的批判。在约翰斯的阐释下,“印刷革命”被解构为一种由社会力量、文化规范和历史背景共同建构而成的实践产物。两人争论的实质是历史的进展与转向的归因问题。约翰斯的论点并未真正否认印刷术的革命性,而是指出爱森斯坦以技术为变革动因导致的历史简化。重新审视这场争论,不仅能够揭示媒介历史演变的多重逻辑,还为理解当代新型媒介技术及其社会影响提供了重要参照。
内容摘要: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版网络中的知识传播秩序、出版逻辑、出版机构及教材编辑角色出现深刻变化。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逻辑正从对象化、线性化向过程化、智能化转变。但数智时代的到来,不仅没有弱化教材编辑的把关职能,反而加重、升级了其核心职责——政治把关、知识建构与价值引领。在此过程中,教材编辑应积极适应技术变革,把握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关系,在智能协作的知识网络中重新确立自身的文化责任与传播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