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走是一种创作的方法论 王威廉:阿来老师好。这些年您的写作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爆发期,从《西高地行记》到《大河源》,再到去年反响很好的《东坡在人间》,似乎都是在“行走的路上”完成的。我也会写点散文,今年刚出了一本《亚洲之心》 ① ,记录在青海、西藏、新疆,以及岭南等地的行走与思考。我在书里提过一个概念,叫“一个人的地理学”,我觉得这就是在勘测自我的边界,世界被放进心灵的沙盘,最不起眼的角落
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反思 张福贵(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是学界长期谈论和强调的话题。我在读研时,老师说要有问题意识;我做了导师,仍然对学生说要有问题意识。从学生到老师,从年轻到年老,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问题,这说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问题意识不仅是指学术研究中有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也包括有没有阐释问题的能力。发现问题考察的是个人的能力,而阐释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仅
新兴的网络文学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存在,已置身于新世纪文学的历史现场,但它以何种资质进入文学史,并非不言自明。对此,我们不仅要秉持历史意识,深入梳理其发展脉络,还需打通治史堵点,以正确的史识和史观书写其历程,从而更准确地呈现这一文体的真实面貌。 一、网络文学凭什么入史 人们谈论网络文学能否入史,肯定者常常是基于某种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比如,从这一文学的存在形态、作品体量、传播方式、受众
主持人 张清华 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讨论新世纪文学史,必然能感受到某种紧张氛围。人工智能已渗透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它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参考、辅助甚至合成写作,以查重等方式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学术道德风险,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略显被动的策略。有理由担心,AI技术发展将冲击到涵盖传统人文研究在内的人类文化根基。“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文职人员,以及大量教师和报刊从业人员,都
中国古代小说从语体角度可划为文言与白话两大系列,以及笔记、传奇、话本和章回四大类型。这四大类型和两大系列既区分了中国小说的形制特征与文体格调,又承载着不同的美学风貌与叙事逻辑 ① ,据此形成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四大传统:笔记传统、传奇传统、话本传统和章回传统。笔记传统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基底,其核心源自笔记这一源远流长的著述体式,以篇幅短小、题材庞杂、结构散漫、文字朴素为基本特征,并强调见闻性与记录性。
谈论底层文学,首先需要厘清底层的含义。一方面,受到后革命时代氛围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底层文学采用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来指称书写对象;另一方面,文学知识分子又比社会学家更敏感地意识到“今日之底层”与“昨日之工农阶级”的复杂关联,强调社会主义记忆。比如蔡翔就认为,底层写作“除了现实的刺激和回应”,“更多的,可能来自某种‘记忆’的缠绕”①。这就使底层文学在成为文学潮流之后,分化为两个向度。一个向度是,当底
没过几天,我俩也分手了,这事儿她办得挺次,事先都没通知我,我头天晚上回了趟家,再到店里时,人就失踪了,连带着几样厨房用品,电话也打不通,我一开始挺着急,还想着去报警。她老舅跟我说,还报警呢,你自己咋回事,自己不清楚么,就你这德行,谁能跟你过啊。我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这几个月活得不像人样,醉生梦死,必须要改变一下,重振精神,再次出发,于是抄起啤酒瓶子,在手里转了一圈,握紧瓶口,一个箭步,往她老舅的
如果说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大致完成了从“批评化”“史料化”到“历史化”的学科化进程,那么新世纪文学则处在一个介乎“在场经验”与“学科传统”之间的夹层。一方面它尚未被充分纳入既有文学史叙述,其历史坐标与内部结构仍在生成;另一方面,它又已经在高校课程、学术期刊、科研项目中被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在这一过渡地带中,学者们已体认到:没有经典,就谈不上真正完成的历史化。张清华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事传统中,体力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凝视与被建构的客体地位。从启蒙主义视野下的受苦人到新时期文学中需要被拯救的边缘群体,再到世纪之交底层文学浪潮中被符号化的苦难镜像,体力劳动者常作为知识分子施展同情、批判社会、寄托道德理想的修辞工具存在。然而,随着媒介环境的下沉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迁,当下的文学生态正在发生着隐秘而深刻的变革——体力劳动者在文学领域中摆脱了被动宿命,获得了独立的
1979年2月,茹志鹃带有意识流色彩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发表。同样侧重于人物心理呈现的王蒙的《布礼》、宗璞的《我是谁?》、李国文的《月食》、戴厚英的《人啊,人!》接连问世。王蒙的《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乃至《布礼》《蝴蝶》,在当时都被打上了意识流的标签。学界对这一时期意识流小说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其视为新时期文学形式论争的“起始点”①;二是从概念出发,考
一、“地方”与“中国”的当代流脉 在中国当代小说研究中,“地方”与“中国”被视为文学想象的一体两面,共同参与到民族话语重建和与世界对话的进程当中。小说文本所叙述和建构的“地方”可界定为“文学地方”,借由地方性知识且能够呈现民族历史及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故事”即为“地方中国”,二者可作为梳理小说文论建构地方性轨辙的关键概念。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变革使每个地方都包含着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现实依据,因
中国科幻文学以立足时代特色的审美价值观与方法论,通过对人类未来的生存状态,以及地球之外的生命形式的探索性书写,构建了科幻文艺生命政治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后人类身体景观是科幻现实主义叙事伦理的实践,充满批判力量与话语张力。它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和身心二元论,通过反映、干预和改造人类自身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折射出伦理困惑与道德悖论,并由此引发当代科幻文艺在生命伦理与审美范式上的双重变革。随着科技蓬勃发
1951年,白刃的小说《战斗到明天》由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出版。该作主要以沙非、林侠、辛为群等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展现了抗战时期鲁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图景。然而小说出版不久,即在反对“小资产阶级立场”的热潮中遭受严厉批判。经过数次检讨,作家于几年后改写了小说,此次改写在原作前半部分情节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批评意见补充了许多新内容。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该修订本,并将其更名为
发生在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不仅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经济转型的回应,更是中国当代思想史上一次公共话语分化的典型事件。本质上,这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公共交往失效的例证。随着市场经济,尤其是文化消费的快速发展,文学公共领域也发生了内在的结构性转型,“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①。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公共领域的交往环境已发生显著变化,知识分子之间难以
近年来,随着作家全集的出版,书信日记已从作家的私人领域转入公共领域,成为常见史料。然而书信日记并未因其常见而在作家研究中获得相对独立的位置。以丁玲在山西长治嶂头的书信日记为例,它们常常被用作研究丁玲晚年创作(如《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的注脚,却尚未有人对书信日记本身进行文本细读,从中寻找事关作家个人创作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试图以丁玲在嶂头的书信日记为例,探讨丁玲群众感觉变化
刘震云写过“很多系列小说”①,而目前已出版的大多数长篇,都可置于系列视野中加以考察。其中,有“故乡”系列,包括《故乡天下黄花》(1991)、《故乡相处流传》(1993)与《故乡面和花朵》(1998),这是刘震云长篇小说写作的开端,对其“创作历程意义非常大,是战略性的转移”②;有“一”字系列,包括《一腔废话》(2002)、《一句顶一万句》(2009)和《一日三秋》(2021),这个系列可以追溯到发表
读完刘震云的新作《咸的玩笑》后,我们或许会惊异于他绵长而审慎的艺术生命。和同辈作家余华、莫言相比,刘震云可能欠缺一些“暴得大名”的时机,但其创作的稳定度仍使他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刘震云的文学生涯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单位》《一地鸡毛》等新写实小说中,他的文学锚点便已初露端倪。从文体风格来看,刘震云的创作从一开始似乎便与高蹈美学绝缘,换言之,他并不追求创造出一部“正典”(canon)或“伟大的作
刘震云小说《咸的玩笑》 ① 以极具巧思的双人物互文叙事,构建了空门悟道者智明和俗世挣扎者杜太白这一对耐人寻味的人物镜像。开篇书中人物智明和尚,辗转于红尘与鸡鸣寺之间,是一位看透人间悲欢、深谙命运无常的悟道者。而杜太白是一位落魄文人,也是被“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世俗窘迫裹挟的平凡众生。小说一边描写延津的俗世众生百态,一边又探寻人心幽微与精神困境,以极具生活化的荒诞际遇,叩问俗世个体如何在
舒晋瑜让我给《飞翔的思想:50位当代作家私人阅读史》 ① 作序,我起初惶惶不安,深知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但打开扉页,目录中皆是我熟悉的作家,其中还有一些过从甚密的朋友,也就壮着胆子应承下来,答应谈一点读后感,即便说得不如作家们的意,他们也不至于怪罪。 作家选择“枕边书”,自有他们各自的阅读取向,从他们的阅读书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在自己作品中的倒影,当然也可以看到他们阅读的局限性。而最能引起
从成名作《一个人的村庄》到扛鼎之作《本巴》,再到新近完成的《长命》,刘亮程这三部作品内部的文学肌理有着较高程度的互文性,在写作的理念、技法及风格意趣上也极具亲缘性。这种互文性乃至亲缘性正是独属于刘亮程的一套文化美学体系。这三部作品包含着尚处于经典化的窄门之外的新作,也囊括了已被批评界高度关注的成果,同时在历时的层面上贯穿着刘亮程的创作生命,可以很好地标识出作家近年来所追求的审美要旨。本文
自早年开始,汪曾祺便热衷于修改甚至重写之前的作品,并聚焦一些特定的艺术母题,“庙”便是其中之一。他笔下的庙,至少有两座或两类,或洋溢世俗性,如《受戒》(1980)中的荸荠庵;或充满神圣性,如《幽冥钟》(1985)中的承天寺。圣与俗这“两座庙”并非一蹴而就,在其早年的《复仇——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1941)、《复仇》(1946)、《庙与僧》(1946)中便出现过,历经1980年代的重写或
物历来都是文学表达的参照系,物并非如表面显现出的静止的、固态的、死寂的,相反,它是运动的、液态的、活泼的,它的深处体现了历史、文化与生活的深刻烙印。物“作为文化、过程、事件和关联网络的属性特征” ① ,表现为生动性、延展性、生产性和能动性,“彰显出人与物之间的平等的‘同志式’关联”,这是“一种生态范式的物性观念” ② 。 作家莫言曾将自己写作灵感的源头归于两方面:中国民间的志怪故事(如蒲松龄
《小鲍庄》历来被认为是王安忆写作历程中的转折之作,其显著区别于其之前作品的“客观主义”叙述、多线并行结构,以及“神话模式”、象征色彩,均显示出王安忆在1985年这一新时期文学的转换点上自觉的形式追求,标志着她从“经验论者”到“技术论者”的转型 ① 。但王安忆本人对《小鲍庄》的解释却存在溢出这一观点的余数。如何理解《小鲍庄》在王安忆写作脉络中的位置,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王安忆1980年代的“
在辽宁当代作家中,孙春平是一位始终深耕东北黑土地并秉持地域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小说家。他的很多作品都在不同程度地探索东北地域的社会现实,他的写作生涯与东北的社会变迁紧密相连,这让其作品带有了某种“史笔”的底色。孙春平像是一位扎根在转型期社会现场的“书记员”和“说书人”,他将士改、下岗、高考录取等现实话题,淬炼成一个个充满民间智慧又很耐读的“中国故事”。孙春平小说中的温情是基于残酷现实生活之上
张枣译诗数量不多,但自成风格,受到业界好评。张枣译诗共66首,涉及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保罗·策兰(Paul Celan)、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西默思·希尼(Seamus Heaney)、乔治·特拉科尔(Georg Trakl)、勒内·夏尔(René Char)等多位著名诗人。张枣曾对翻译持拒斥态度,多次直言不喜欢译诗:“我非常不愿意翻译
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散文诗,其文体形式和诗体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长期存在。关于散文诗的形式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其历史成因及文类的动态性和功能性等方面展开,但有关形式建构的问题仍有待推进。新世纪以来,以周庆荣、灵焚为代表的“我们”散文诗群提出“意义化写作”主张,并创作大量作品进行实践。对此,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具体篇章的阐释和审美分析,或对具体诗人写作特点进行探究,忽略了这种诗学主张与散文诗文体形
刘以鬯 ① 对自己的创作有一段经典的自述:“新与旧、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我的看法是,旧东西不能完全排斥和删除,很多旧的东西是合理的,是基础,但很多旧的事物、旧的创作手法,如果不翻新,不改变,那就成了因循守旧,缺点、不足之处很多,始终会被历史淘汰。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生命力很强,但发展到今天,限制很多,表现力不足,因此可以从现代主义那里取经,发展成现代现实主义,我许多小说就是如此。现实性很强,但已经
所谓“村上春树现象”(以下简称“村上现象”),是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下简称村上)作品的译介所引发的超越纯文学阅读的跨文化接受与再生产实践。“村上现象”在中国的出现,植根于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化文化消费兴起的历史语境,其意义并不仅仅限于翻译作品和引介一位外国作家。自1989年“裸背版”的问世,到1998年“天窗版”的雅化,再到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
主编 宗仁发 2026年第9期 李斌 何浩 李海洲 吴向阳 敬文东 臧棣 宗仁发 张执浩 何平 霍俊明 张者 欧阳斌 蒋登科 单士兵 唐政 邱正伦 刘清泉 向天渊 梁笑梅 杨华丽 马然希 再书龙虎续峥嵘 吴元京 作家走廊 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 汉语的建设性与诗歌的独特美学 ——李海洲诗集《明月陪》作品研讨会纪要 ——记高祖吉林勘界140周年 金短篇 雾中曲 龙王吟 鸭母全 中
石磊写得不多,抑或是我所见到的文章不多,然而我却非常喜欢。在令人印象深刻的几篇里,石磊对于李陀《无名指》的写法与意图,对于班宇的美学风格,以及规定“深入生活”这一范畴的思想框架,作出了极为精准的分析。具体说来,这种精准性建立在对形式的敏感,以及对形式有效的辨析之上。石磊所得出的结论未必惊世骇俗,但整个论证过程令人愉悦。这种令人愉悦的特点,暗示着他的风格,以及好的文学批评应有的样式。 文学批评
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文学,与过去一个世纪人们所谈论的文学,其概念的同一性已存疑。当下时段或可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晚期阶段。有的作家和批评者仍留在上一个传统里,另一些作家和批评者已进入下一个脉络中。文学的观念及其实践如今已分化飘零,不同道路之间呈平行开展之势。 面对四分五裂的文学局面,批评者实难左右逢源,只能接受命运式的分工,各自耕耘于不同部类。品味和志趣上,迄今为止,我仍以传统意义上的作品
谢有顺,福建长汀人。先后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等职。 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著有文学评论集《文学的常道》《文学及其所创造的》《成为小说家》《散文中的心事》《文学的深意》等论著20部。主编“中国当代作家论”等丛书多套。入选中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