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化价值形态认知,辨识其与消费行为类型的内蕴对应关系,顺应数智新时代潮流,提出融合多种价值观的主体价值型消费新概念,阐述新型消费、参与式消费和参与式经济的内在联系。突破传统观念和理论思维惯式,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点,增强主体性意识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主线,吸收融入各有侧重的不同价值观及相应消费行为模式,结合运用跨学科多元方法和数智技术,综合分析论证物质消费与精神享受并重的消费新特征、新模式及所预示的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趋势;揭示了抑制消费、导致内需疲软的内在深层原因、影响机理,以及可行的破局思路与探索方向;提出当前中国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信心的多类型多功能多元化主体共同充分参与的新思路、新举措及相应的实践路径。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信息消费对于提振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内需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2010—2021年全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考察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国内消费市场潜力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激发国内消费市场潜力,且在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善以及市场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中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国内消费市场潜力;信息消费试点城市还会产生集聚式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激发邻近非试点城市的消费市场潜力。据此提出推动试点城市合理扩展,因地制宜发展信息消费,畅通政策传导渠道,扩大政策受益范围等政策建议。
摘要:为激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推出了多种科技研发支持政策。如何优化研发补贴政策,使其与竞争政策相协调,是学术界与政策界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古诺双寡头模型针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差异化研发补贴政策对竞争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仅补贴低成本企业的扶强式差异化研发补贴政策会进一步造成其他企业的竞争劣势,在一定参数空间中会降低社会总福利,抑制竞争,且接受补贴的企业与无补贴企业之间的成本差距越小,补贴政策降低社会总福利的可能性就越高。进一步研究表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补贴政策要求政府对高成本企业的补贴力度大于对低成本企业的补贴力度;最优补贴政策能够缩小低成本企业和高成本企业之间的成本差距,进而促进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据此提出政府应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从促进竞争和提升社会总福利的角度来设计和优化研发补贴政策。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实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推动供应链发展的新趋势。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2010—2022年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并探究其影响机制和异质性效果。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能显著降低企业供应链集中度。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盈利能力,降低企业供应链集中度。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高劳动密集、高研发投入、内部控制有效、信息披露合格的企业,以及行政垄断程度较低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样本中,数字技术创新能更加显著地降低供应链集中度。据此提出激励企业加大数字技术领域研发和创新力度,提升供应链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构建高效便捷的数字技术创新交易平台等政策建议。
摘要: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在构建企业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指标的基础上,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中国2009—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从数据要素集聚视角评估政策驱动对企业关键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够显著提升试验区内企业的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高竞争行业企业的关键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突出。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通过财税激励促进效应、基础研究驱动效应、数据共享协同效应和创新要素配置效应推动企业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据此提出继续完善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多措并举提升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深化数字技术领域产学研合作等政策建议。
摘要:数据资产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和驱动力。解析企业研发、生产和融资数据,探讨企业数据资产的经济价值,并从微观数据资产角度分析“科技—产业—金融”的循环逻辑。采用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市场价值剩余法评估企业数据资产的价值,从实证角度检验数据资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资产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融资能力,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据流通市场和政府补助对数据资产的作用效果有差异性影响。在数据交易平台较为完善地区以及获得更多政府补助的高新技术企业中,数据资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提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应重视数据资产的积累和管理,同时建立高效有序的数据流通市场,从而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摘要: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但现实中邻近地区往往具有相似的禀赋结构,导致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如何甄别并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在要素禀赋结构基础之上,增加关联产业基础的维度,探讨二者对产业比较优势的协同作用。构建产业层面的禀赋结构匹配度,并用产品密度指标刻画关联产业基础,利用跨国数据实证发现,产业对要素禀赋结构的充分利用能够显著提升其比较优势,并与关联产业基础存在显著的正向协同效应。从产业资本密集度、科技水平和进口依赖度三方面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产业持续动态升级,技术难度逐渐增大,要素禀赋结构和关联产业基础的协同效应对产业比较优势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因此,政府应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与关联产业基础的协同作用,因地制宜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布局,通过引导要素资源投入与强化上下游产业协作,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比较优势。
摘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是实现供应链韧性稳步提升的关键举措。基于2015—2023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该政策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显著提升供应链韧性。机制分析显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主要通过驱动跨域投资扩张、推动竞争位势跃迁和促进技术路径扩展影响供应链韧性。异质性研究发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的积极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区企业、高科技行业企业及高成长性企业。进一步分析表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会抑制企业间技术溢出,但政策的供应链韧性提升效应可对冲该抑制效应。因此,要不断引导企业向专精特新“小巨人”方向转型,保障和优化政策赋能机制并强化企业间技术合作的紧密性。
摘要:以数字化引领城市低碳转型,协调数字中国建设与实现“双碳”目标的关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基于2006—2021年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减排增效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双试点”政策促进城市减排、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减排增效效应;集聚效应和要素效应是减排主要机制,技术效应是增效主要机制;环境规制、公众环境关注度和地方政府竞争对政策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优于“单试点”政策,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增效方面突出,低碳城市政策在减排方面突出,两者协同联动才能释放减排增效的双重红利。据此提出深化政策协同与机制强化,兼顾共性与差异性,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推动“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摘要:数字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新生动能。基于省级层面数据测算农业数字化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显著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且主要通过推动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实现。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通过提高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配置效率赋能农业绿色发展。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在高分位地区比低分位地区更为显著,同时其赋能效果在东部地区、土地规模化程度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省份明显更强。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赋能效果有赖于数字鸿沟的缩小,在跨越数字鸿沟后,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发展表现出更强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加速传统农业数字化改造,强化要素配置中介路径传导作用,夯实数字化赋能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条件,推进区域农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摘要: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健康投资是推动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但预防型健康投资与治疗型健康投资的差异及内在关联对健康投资效率的影响长期被忽视。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预防型健康投资与治疗型健康投资均能够增进代际收入流动性,但预防型健康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治疗的预防弹性”存在的基础上,健康投资结构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倒U型关系,表明优化健康投资结构能够提高健康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预防性健康投资更能增进男性子代、低收入、农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因此,应进一步关注公共医疗投资效率,实行差异化的公共医疗投资策略,扩大医疗保险中预防项目的保障范围,并加强宣传“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健康投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