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人文经济学研究呈现“文化经济化”与“经济(学)文化化”两条基本研究路径的分野。前者将文化界定为可计量的经济要素与产业载体,后者则以文化为透镜审视并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去人化”倾向。两条路径在问题意识与方法论层面存在分野,却共享“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根基。就二者联系而言,“经济(学)文化化”为“文化经济化”锚定价值理性,规避产业扩张中的功利化失范;“文化经济化”为“经济(学)文
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化、平台经济、生态危机与地缘政治冲突相互交织,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法国调节学派主要从三个方面更新了其理论框架:一是将积累分析由传统的生产—消费关系拓展至金融化、数字化等新的积累领域,推动积累逻辑的延伸;二是突破传统制度形式的分析边界,将生态环境、性别关系、知识体制等纳入调节的考察范围,推动制度形式的扩展;三是由对危机内生性和层次性的解释进一步转向多重危机叠加机
摘 要:作为欧亚大陆物流大动脉,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旗舰项目,显著影响国内物流和制造业产业分布格局。采用2005—2019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就中欧班列对开通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提升了节点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固。具体而言,中欧班列开通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两个途径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中
摘 要: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文章在技术经济范式分析框架下,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要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5—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对劳动力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U型影响,在跨越拐点前后呈现出由抑制转向促进的动态演变特征。资本深化与人力资本积累对
摘 要:制造业数字技术风险治理是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议题,但现有研究对数字技术风险的多元组态成因与分类治理仍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基于TOE框架,结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情境,构建了技术、组织、环境三重条件协同影响数字技术风险的分析框架,并使用fsQCA方法对我国29家A股专用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技术的高风险水平受技术、组织、环境的共同影响,单一条件
摘 要:金融本质为信用,金融风险源于信用链条断裂,仅靠法律约束维持信用远远不够,需要借贷双方共同接受伦理道义的双向制衡,实现金融可持续运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国金融的重要伦理根基。回顾历史,战国、秦汉时期金融活动局限于血缘地缘熟人圈层,高利贷盛行,极易引发社会危机。佛教传入后,积德行善、慈悲济困观念影响日深,寺院金融突破熟人社会限制,提升了金融社会化水平。宋元明清儒释道三教合流,重信守义、义
摘 要:基于2010—2020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税负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影响,并探讨减轻企业税负和增加政府税收收入是否可以兼容。研究发现:在微观层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会通过“进项抵税”“薪酬抵税”“折旧抵税”和“摊销抵税”效应降低企业税负,且“进项抵税”效应的作用更强,为企业带来了“减税红利”,这种“减税红利”在强税收征管地区、高融资约束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显著;
摘 要:在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250周年之际,本文重新梳理了《国富论》的历史性贡献及基本主张。亚当·斯密提出商品价值论需要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他认为在没有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的“原始未开化社会”,劳动是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唯一尺度,而在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的“现代文明社会”,商品交换价值则须决定于工资、利润和地租。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还批判了重商主义强调贸易顺差以积累货币财富的主
摘 要:2026年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250周年。自出版以来,虽然关于《国富论》的评价并非完全一致,但其历史地位毋庸置疑。斯密成长作为人类历史上经济成长的基本模式之一,其推动力量就是斯密动力,斯密动力也成为推动中国明代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社会经济变化和清代“康雍乾”时期经济成长的主要力量。可见亚当·斯密在250年前提出的洞见,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国富论》揭示的若干基
摘 要: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数据成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升民营企业竞争与创新能力的重要资源。然而,以平台企业为代表的大型民营企业对重要数据的集中持有不断加剧流通壁垒,小微民营企业面临数据不可用的困境。以事后规制为主的反垄断治理模式难以满足普遍化的数据流通需求,故应对民营企业间的数据强制共享义务予以体系化立法构造,以实现数据要素的有效配置与公平利用。数据强制共享义务应主要由具有数据控制力
摘 要: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进,数据三权分置逐渐成为我国数据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数据权利的分置并不意味着权利关系和责任结构的当然清晰,实践运行中仍面临诸多规则衔接和责任配置难题。基于当前地方试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以及数据交易实践,数据三权分置主要呈现为登记公示、授权使用和产品经营三种运行模式。其中,登记公示旨在增强数据状态的可识别性,授权使用强调数据使用过程中的目的约束与过程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