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石榴籽符号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两个结合”创新范式,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创造性构建的新型政治话语载体。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符号学的双重视角,系统梳理石榴籽符号从生成到演化的完整脉络,该隐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思想与中国传统符号体系的双向建构机制。在理论维度,通过符号学将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联合体”的构想具象化为“多元一体”的现代政治话语;在实践层面,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实践路径。这一符号形式的动态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效能的实践范式。
摘 要:基于诺斯的“适应性效率”,本文系统构建了“廉政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分析框架,用以揭示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生成逻辑并提出治理路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源于廉政制度调适的内在迟滞性与腐败形态高速动态演化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即“适应性效率赤字”。该赤字在规则供给、技术赋能、执行调适与系统协同四大维度形成制度性断层,共同构成腐败形态演化的结构化机会空间。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从静态管控向动态治理的范式转型,全面提升廉政制度的预判、学习、重构和协同能力。
摘 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凸显了科技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牵引作用。本文围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何以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技术自主与安全发展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为支撑,构建“基础理论—核心维度—作用过程—现实指向”的分析框架。分析表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技术自主、创新主导、体系安全三个维度发挥引领作用,并经由技术突破、系统重构、协同治理三个递进环节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动能。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约束、重塑生产力要素组合方式、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而且能够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塑造比较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持续拓展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空间。
摘要:药王韦善俊乃传统社会中被民众奉为医药神明的民间信仰形象。北宋前期,道士韦善俊成为“药王韦善俊”,并于金代前期融入民间三皇医药信仰,成为从祀十大名医之一。元代,“药王韦善俊”逐渐被新兴的“药王韦慈藏”取代。明代,“药王韦善俊”退化为商洛洛南县具有地方色彩的医药神明。道教与民间信仰的良性互动,是推动道士韦善俊成为民间药王的关键要素。三教融合趋势不断增强,促成“药王韦慈藏”“药王韦善俊”新陈代谢。
摘 要:《人间广厦》以一所艺术单位的“分房”事件为主线,在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发展中为读者搭建了一座承载诸多精彩的人间剧场。陈彦在塑造不同官员形象的基础之上,生动展现了官场人情;借助“次底层”的叙事逻辑,诠释了深厚的人文主义立场;通过书写地域文化,映照出当下社会的人生百态。《人间广厦》在现实主义的外表下,蕴含着丰富的世情意蕴。
摘 要: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作为“舞台三部曲”之后出版的又一长篇小说,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思想理路。陈彦以具有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根基,在对时代现实进行整体性观照的同时融通中国古典传统。他以深刻的思想性与宏阔的总体性视野于“星空”与“半棵树”之间的俗世天地中,开辟出了兼具传统义理与当代启哲的审美场域。《星空与半棵树》对古典叙事传统、哲学义理与审美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为当代文学赓续古典传统提供了重要范本。
摘要:新世纪伊始,残雪由南向北的地域迁移带来其文学创作的重要转型。北方的寒冷、干燥、荒原、工业城市与社会结构等特质成为其作品中的关键意象,推动小说从湿润含蓄的南方风格转向冷峻坚硬的北方气质。她通过空间叙事的重构、身体感知的深化、文化身份的漂移及存在主义焦虑的呈现,构建出独特的北方经验体系。在《边疆》等文本中,地理空间转化为精神隐喻,人物游走于文化断裂与生命困境之中。非线性叙述与碎片化结构凸显其先锋实验性,而地域性元素又赋予作品较强的现实根基。北方空间不再是写实背景,而成为意识流动、哲学探讨与文化内省的文学媒介。残雪的北方经验书写拓展了中国地域文学的表达维度,呈现出极具张力的叙事范式与思想深度。
摘 要: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名字隐含了时代、阶级、地域、民族的丰富内容,显现了鲁迅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思考与认识。鲁迅小说中底层民众呈现无名化、称谓化、符号化命名特征,姓名作为隐性权力载体,建构起经济、文化与性别多重支配关系,规训底层个体的身份认同与主体意识。本文通过探析人物姓名的文化表征与深层意蕴,揭示鲁迅命名叙事背后的国民性批判与启蒙诉求,为鲁迅小说微观符号研究提供新的阐释路径。
摘要:蒋兆兰是晚清民国时期宜兴地区重要的文人,解剖他的词学思想需从文体学视角切入。蒋氏词学思想的核心是声律论连接下的尊正体与通变体。在这种词体观指导下,蒋氏确立了重婉约而不轻豪放的词风取向,并吸纳了桐城派散文理论建构起一套词学创作论。蒋兆兰独特的词学理论诞生于晚清民国“梦窗风”盛行之际,却已蕴含了词学向尊苏、辛转型的新生因素,具有革故鼎新的文学史意义。
摘要:《十八家诗钞》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编选的诗歌选本,彰显了其出众的审美眼光,为诗歌选本编选树立了新的范式。在选录范围上,曾国藩遵循独尊大家、重钞次选的原则,以确保选本的典范性和创作的整体性。在选诗体裁上,曾国藩择取代表诗体,凸显时代诗坛与诗人的主要诗歌成就。在选诗风格上,曾国藩突破单一的审美标准,兼收并蓄。在编选理念上,曾国藩不局限于诗教传统的窠臼,而是立足于文学本位,充分发挥诗歌怡情悦性之功用,体现了融通的思想理念。
摘要:施蛰存选编《宋花间集》,尊“花间”之体,倚“花间”之制,清晰彰显其以《花间》为词家之诗骚,举小令为正格的词学思想。施蛰存受到民国以降的词学南北宋之争的影响,其宋词观宽和兼容,不主一格。《宋花间集》蕴藏着施氏于南北宋词分野下的取舍,其选录广采精萃,尽显风流,是研究花间传统经典化的重要文献,亦是讨论施氏词学思想的重要文本。
摘要:乾嘉时期的馆阁赋不乏同题赋这一形式,其主要聚焦于政治礼制与典籍学问两大主题。从赋学传统与官方文学的特性分析,可知其承袭了汉赋“润色鸿业”的书写传统,昭示出清代赋家以“黼黻太平”为内核的创作自觉,政治时事类更宜成为光赞盛德的文学载体。而从文教政策与政治需求的角度审视,可见馆阁赋的命题唯有深植经史典籍之中,才能有效选拔具有经世致用能力的治国之才。因此,对乾嘉馆阁同题赋的生成机制考察,可发现其不仅是文学内部传统的延续,更是官方制度、帝王提倡、文化政策、现实政治需求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摘 要:进入短视频平台后,二胡曲《赛马》的传播重心由整曲欣赏转向高能片段调用,其意义也由原有的赛马题材、草原想象和民族生活意涵,转向围绕速度、情绪刺激、表演炫技与“国潮”标签展开的再解释。平台传播一方面扩大了作品的触达范围和日常可见度,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原有语境弱化、音乐理解趋浅和审美表达单一化等问题。个案表明,短视频平台不仅改变了民族器乐作品的传播路径,也重塑了作品被听见、被观看和被使用的方式。